古代帝王家训 既教子也劝民

2020-07-15


在我国古代,历代帝王对选定接班人都十分重视,将其视为立国之基、社稷之本。他们对皇子皇孙从小就注重教育和培养,而运用家训教育和培养后代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做法之一。家训作为帝王思想的组成部分,它的影响是当时任何人的家训所无法比拟的,剔除其封建思想的糟粕,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和借鉴古代家训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
传承儒家思想

虽然历代帝王均不乏家训,但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却不是很多。现在能够看到比较完整的家训有唐太宗《帝范》、清康熙《庭训格言》和雍正辑撰的《圣谕广训》。在这些家训中,都宣扬和倡导传统儒家思想。

唐太宗在《帝范》中向儿子李治讲述了做皇帝的法则,这是李世民自己政治经验的总结,也是他对封建社会兴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,其中贯穿着运用儒家思想治国育民的理念。如《帝范》“崇文篇”说:“夫功成设乐,治定制礼。礼乐之兴,以儒为本。”他告诉李治,新王朝建立后要制定音乐进行德化教育,制定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则、礼仪等维持政治秩序的安定,而礼乐之兴的主体是像孔孟一样的读书人。在“务农篇”中说“夫食为人天”,即“民以食为天”。又说“敬授民时”,告诉李治,粮食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,要让他们知道时令的变化,不违农时耕作。这一思想出自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尚书·尧典》等重要著作,其中《尚书》为儒家经典之一。

再来看看清代康熙、雍正两位帝王是如何在家训中向皇子皇孙传承儒家思想的。

康熙在《庭训格言》中说:“凡人养生之道,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。故朕惟训汝等熟习《五经》《四书》,性理诚以其中。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,无所不具故也。看此等书,不胜于习各种杂学乎?”又说:“《书经》者,虞、夏、商、周治天下大法也。”康熙教诲皇子皇孙修身养性必须熟读《五经》《四书》,要努力学习《书经》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。

雍正在《圣谕广训》中提出,“黜异端以崇正学”,摒弃儒家正统学说之外的其他派别。这种提法始于汉武帝提出的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,把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国家和百姓的主要思想。又说,“明礼让以厚风俗”“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”“道德仁义,非礼不成;尊卑贵贱,非礼不定;冠婚丧祭,非礼不备;郊庙燕飨,非礼不行”。“是知礼也者,风俗之源也”。雍正告诉皇子,知礼是民风良俗的根源,老百姓知礼之风的养成,须靠“五常”“三纲”等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日常训练。

清朝自康熙开始效仿儒家传统教育方法,对皇子皇孙进行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。这样的教育,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清宫制度规定,凡内廷皇子皇孙皇曾孙年至6岁开始上学读书。而在明代,太子最早5岁,最晚不过13岁开始读书学习。皇子皇孙入学读书,要先拜“至圣先师”孔子。在清宫上书房隔壁便是祀孔处,里面供奉着孔子、孟子、颜回、曾参等儒家先贤的神位,皇子皇孙便在此处进行叩拜。日理万机的皇帝没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教育皇子皇孙,这种学习教育更多地通过上书房师傅来传授。上书房师傅的挑选是十分严格的,不仅要博通经史诗文,还要品行端正。雍正初年确定的上书房新址,与皇帝平时处理政务的乾清宫近在咫尺。圆明园等处皇子学习的书房也设在靠近御殿的地方,皇帝随时都能了解皇子读书学习的情况。为此,乾隆皇帝曾赋诗《每御乾清宫辄闻上书房皇子颂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》,表明他对皇子皇孙学业的关心和期望。

无论是通过家训传承,还是进行文化教育,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对皇子皇孙儒家思想的教育。这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和影响有直接关系。尽管封建文化内容丰富且芜杂,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文化,以儒为本而兴教化导民俗,是封建统治者统一民心和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思想办法。

教导治国理政

在我国古代社会中,家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,家是小国,国是大家,家国同构。而在封建帝王眼里,家是国,国也是家,与平民百姓心中的家和国是不同的,治国、平天下才是他们子孙继承的家国大业,这也是皇帝家训与民间家训的重要区别。

在历代帝王家训中,教育皇子皇孙继承“家天下”、守祖业坐江山的内容占有重要篇幅。唐太宗在《帝范》首篇中说:“自轩昊以降,迄至周隋,经天纬地之君,纂业承基之主,兴亡治乱,其道焕焉。”

清乾隆皇帝御书匾额“皇建有极”,高悬在故宫保和殿。两旁柱上的对联是“祖训昭垂,我后嗣子孙尚克钦承有永;天心降鉴,惟万方臣庶当思容保无疆”,时时提醒皇子皇孙不忘清朝大业。康熙皇帝在《庭训格言》中,讲述了他挫败吴三桂等三个镇守边疆的势力,解除了三藩割据对中央构成的威胁,以及平定察哈尔叛乱的经历,告诫皇子皇孙,“今海内承平,回思前者,数年之间如何阅历,转觉悚然可惧矣!古人云:居安思危”,万万不可大权在握就高枕无忧,要以史为鉴,居安思危。皇帝们,尤其是那些开国帝王,从登基开始就想着如何让后代继承家天下,可谓“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”。

在帝王家训中,教导治国理政是一项重要内容,往往强调重视农业、关心民生。雍正在《圣谕广训》中说,“重农桑以足衣食”“地方文武官僚,俱有劝课之责”,要求他们“勿夺民时,勿妨民事,浮惰者惩之,勤苦者劳(奖励)之”“务使野无旷土,邑无游民,农无舍其耒耜,妇无休其蚕织”“敦本阜民”,从而实现重农桑的治国理念。封建统治者从稳固政权的角度出发关注民生,因为有人才有国,有国才有君,老百姓只有保证温饱后才能效力国家。因此,封建统治者往往把重视农业、关注民生作为基本国策。

求贤纳谏、网罗人才和赢得人心,也是帝王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唐太宗在《帝范》“求贤篇”中说:“国之匡辅,必待忠良,任使得其人,天下自治。”“照车(宝珠)十二,黄金累千,岂如多士之隆,一贤之重?”“智有短长,能有巨细。”“智者取其谋,愚者取其力,勇者取其威,怯者取其慎”。“不以一恶忘其善,勿以小瑕掩其功。”“显罚以威之,明赏以化之。”李世民告诉李治,要治理好国家离不开人才,人才比什么都重要。用人要扬长避短,以使人尽其才。善于识人用人,赏罚分明。还要善于纳谏,广开言路,去谗摒谀,不能让奸邪小人得逞。

明代内阁首辅、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的《帝鉴图说》是供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(万历皇帝)阅读的教科书。全书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,每个故事都配以形象生动的插图,类似绘画版的皇帝家训。书中开头两篇是“任贤图治”和“谏鼓谤木”,讲的是圣明的君主要依靠贤臣的辅佐才能成功,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是君主的美德。

帝王们大讲特讲的治国理政之策,是要让皇家子孙学习历史,借鉴前人治国理政经验,以便将来稳坐江山社稷,这才是帝王家训中的核心内容。

言传不忘身教

为使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世代传承,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对皇子皇孙的教育和培养,一些皇帝言传身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。

以清代为例,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两代皇帝正值清朝初创之时,百废待兴,无暇顾及皇子们的文化学习,主要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政治军事才能,成为外能统兵、内能辅政的栋梁之材。直到康熙朝之后,才对皇子皇孙进行比较系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。与此同时,帝王们还依照满族习俗,教皇子皇孙学习满语和骑射本领,把“国语骑射”的教育培养视为征服异族、统治国家的立国之本。道光皇帝曾将所学刀法编成套路,传授给皇子皇孙,希望他们文武兼备,继承本民族习俗和优秀传统,进而巩固满州贵族的封建统治地位。

康熙皇帝除指派张英、李光地、汤斌等人教授太子胤礽外,还亲自为他讲解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传授治国之道,讲述祖辈和自己的经历,教育他体会前辈创业的艰辛,了解为君者怎样守城持国,古往今来的成败得失,以及作战兵法等,这种严父教子的作用是任何老师也代替不了的。

康熙皇帝孝敬祖母(孝庄文皇后)的行为,也为子孙做出了榜样。康熙在祖母生病时,“侍汤药三十五昼夜,衣不解带,目不交睫,竭力尽心,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”。他吩咐御膳房为病中的祖母准备丰盛、可口的饮食,仅糜粥之类就有30多种。祖母被他的孝心感动,垂泪赞叹:“因我老病,汝日夜焦劳,竭尽心思,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,无所不备。我实不思食,适所欲用,不过借此支吾,安慰汝心。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,如此竭诚体贴,肫肫恳至,孝之至也。惟愿天下后世,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。”孝庄文皇后于康熙二十六年(1688年)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,康熙皇帝要为祖母服丧27个月,以感谢祖母教养之恩。诸王大臣及百官再三陈奏,可将27个月改为27日,但是康熙不为所动。他说:“人孰无祖父母、父母,为子孙皆当尽孝,何分贵贱?朕孝治天下,思以表率臣民……”他孝敬祖母的故事,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皇室后代。

然而,帝王言传子孙的家训名言,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。如唐太宗李世民在《帝范》中嘱咐儿子要孝治天下,“抚九族以仁”“奉先思孝”,抚慰爱护皇亲国戚。在这里,唐太宗便言行不一了。当年李渊带领建成、世民、元吉同胞三兄弟,据晋阳起兵反隋,攻下长安建立唐朝。李渊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,立建成为皇太子,同时封世民为秦王,元吉为齐王。而随着秦王屡建战功,羽翼丰满,与建成明争暗斗,争夺皇位,到后来秦王杀死同胞兄弟建成、元吉,李渊不得已宣布秦王为太子,两个月之后让位,当上了太上皇。争夺皇位之时,父子反目,兄弟相残,什么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骨肉情谊早就抛到九霄云外。而中宗、玄宗和代宗都是通过武力夺取皇位的,或许就是从唐太宗那里学来的。

封建王朝世袭制是传承家天下的法宝,顺利交班是老皇帝最大的愿望,但是成为帝王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,后代们不惜为此拼命厮杀,这并非一纸家训所能解决的。

重视民众教化

封建帝王运用家训匡扶世风、教化民众,进而维护政权稳固和社会和谐的例子也不少。明洪武三十年(1397年),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“孝顺父母、恭敬长上、和睦乡里、教训子孙、各安生理、毋作非为”的“圣训六言”,大力推崇为治之要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。为使“圣训六言”广为人知、深入人心,各地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讲圣训活动,并一直沿袭到清代。

顺治九年(1652年),顺治皇帝重新颁布了“圣谕六言”,并于顺治十六年(1659年)设立乡约制度,规定每月朔望(即农历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),举行两次宣讲圣谕活动。康熙皇帝即位后颁布了《圣谕十六条》。雍正二年(1724年),雍正皇帝又为《圣谕十六条》加了长达万言的阐释,称为《圣谕广训》。雍正皇帝下令将《圣谕广训》颁发给各省督抚学臣,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及教职衙门,晓谕军民生童人等,通行讲读,谕令各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于人口稠密处设立讲约所,每月朔望,齐集乡之耆老、里长及读书之人,宣讲《圣谕广训》。

清政府还规定,对于从事宣讲的人,“行至三年,著有成效,督抚会同学臣,择其学行最优者具送部引见,其诚实无过者,量行旌异,以示鼓励;其不能董率、怠惰废驰者,即加黜罚,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,该督抚据实参处”。同时,《圣谕广训》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。由于《圣谕广训》以文言文写成,虽然读书人都能理解其意,但广大百姓听不懂。加之照本宣科的宣讲方式,对民众也缺乏吸引力,宣讲效果自然不佳。所以,在宣讲过程中就需要将其内容进一步通俗化和大众化。

清政府在倡导宣讲圣谕时,一再要求各省督抚、学政,督饬地方官及教职各官“实力奉行”。各省督抚率先垂范,悉心编撰宣讲内容,衍生了许多关于《圣谕广训》的白话文本。宣讲圣谕是清代地方官吏的一项政务,宣讲的成效还被纳入考核与升迁的内容之中。那些教人孝顺父母,劝官清廉自律,诲民崇尚节俭和讲律法、明礼让、务本业等各种生活细节上的行为规范,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睦、民风淳朴和社会安定。

封建社会的家族设立家训,其初始目的是为了“整齐门内,提撕子孙”,而帝王撰著家训则是为了教育后代,完善治国方略。帝王将皇室的家训推广为全民的广训,其产生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范畴。剔除其中的消极思想,其倡导的以儒家思想治国育民,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,教民奉先思孝、劝官清廉自律等思想,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,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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